摘要
以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的某个处于跨国供应链中的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降低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增加关税这一举措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该企业对增税之前全部由中国供应商制造的产品订单进行决策,决策内容包括增税后是否将中国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以及产品在美国销售时的零售价,基于每一种订单分配方案建立利润模型并进行求解计算,得出最优方案。分析结果表明,增加关税后处于跨国供应链中的中国与美国企业均受到了负面影响。另外,对若干影响决策结果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基于分析结果给出一些参考建议。
自中国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两国的贸易就在互相摩擦中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两方贸易摩擦频率有增无
增税后,若企业依然选择从中国供应商处进货,而中国供应商未因美国增加商品关税而降低价格,那么美国消费者将对增加的额外关税买单,企业也将面临一定的利润损失。若企业决定从中国订单中转移出一部分,那么考虑的东南亚国家有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对于柬埔寨而言,其劳动力成本和厂房租赁价格低出中国不少,是美国企业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不过,它的缺点在于产品的不稳定性(如质量或交期指标)比中国
中外学者对关税问题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迄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Johnso
以上的文献大都是将关税问题宏观化,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贸易模型或是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关税问题对国家间合作与发展的影响。王圣池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指引下,从微观的角度,协助一个受到关税政策影响的跨国企业决策增税后的产品订单问题,并通过模型分析出增税后企业分配订单的最优方案。
本文研究对象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受到关税政策影响的某美国企业,而该企业处于一条跨国供应链中,其产品的供应商在中国。然而由于美方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增加关税,而该企业售出的某类产品恰在增税之列,因此,研究内容是为使增税后该企业利润最大化,帮助企业决策之后的产品订单是继续交由中国供应商还是选择其他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或柬埔寨等国的供应商,以及产品在美国销售时的零售价。美国未增加关税时,美方企业首先预估一段时期内某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根据需求量确定最佳售价,之后从中国供应商处订购全部产品,运回美国后,进行产品的再加工与包装,最终售至美国消费者手中。美国增加关税后,美方企业需要重新决策产品售价,确定需求,然后选择订单继续交给中国还是将部分甚至全部订单转移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
企业所处供应链的订单运作模式如
图1 某跨国供应链订单运作模式
Fig.1 Order allocation operation mode of the transnational supply chain
美国未增加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关税时,该企业只需要和中国某供应商继续保持合作,就可以使得双方互利共赢,称其为方案0。然而,受到贸易战与关税增加的影响,此时的企业面临如下3种选择:①继续与原来的中国供应商合作;②为了中和掉一部分关税增加后带来的损失,将一部分订单由中国转移至越南或柬埔寨等国;③为了规避风险,将全部订单一次性转移至越南或柬埔寨等国。以上3种方案分别称之方案1、方案2和方案3。在面临上述选择的同时,该企业也需要重新确定出最优的产品零售价。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几种方案进行模型建立与求解,帮助该美国企业决策出最优方案。
本模型基于以下几点假设建立:
(1) 供应链中,美国企业(制造商)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供应商的相关信息都已了解。
(2) 此模型并不考虑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供应商生产能力问题。
(3) 模型假设美国企业可以售出所有仓储产品,即产品需求量等于产品最终售出量。
(4) 美国企业销售的某类产品所处的市场中,零售价与产品需求(销售量)呈一次函数关系,即
其中,a和b均为大于0的常数;指美国售出价格;q指该商品售出数量。
(5) 增加关税前后,中国出口价格(不含税的美国进口价格)始终不变。
建立模型时所使用的参数与决策变量如下:
t为美国对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增收的关税税率;,为第i种方案;为中国出口价格;,为越南等国出口价格;为因转移市场至越南等国而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x为转入越南等国的订单比例;1-x为依然选在中国进行加工的订单占比;P(i)为美国企业订购一批货,并将其卖出的利润;c为美国企业再加工与组装商品的单位成本;h为美国企业单周期贮存产品的单位平均库存成本;q为单周期产品需求。
企业采购、再加工及售出这批货的单位总成本为,销售利润为,因此净利润为
(1) |
由二次函数的性质得出
(1) 当时,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成立。
(2)当时,
(2) |
设置价格为,可获得最大利润。
此时的最大利润为
(3) |
方案1讨论的是美国增加对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的关税后依然仅从中国供应商进货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采购、再加工及售出这批货的单位总成本为,销售利润为,因此净利润为
(4) |
由二次函数的性质得出
(1)当时,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成立。
(2)当时,
(5) |
设置价格为,可获得方案1的最大利润。该最大利润为
(6) |
与方案0相比,增加关税带来的利润损失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方案1的最大利润小于方案0,因此不管企业如何提价或者降价,都无法使得此时方案的最大利润与原始利润持平。换句话说,美国增加关税后,如果企业不做出战略调整,那么最终美国消费者将为增加的关税买单的同时,关税增加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损失。
方案2是美国增加对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的关税后,选择将全部原先由中国生产的订单转由越南等国生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因转移市场至越南等国而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这一参数的成本构成如
企业采购加工售出这批货的单位总成本为,销售利润为,因此净利润为
(7) |
由二次函数的性质得出
(1)当时,
很明显这种情况不成立。
(2)当时,
(8) |
设置价格为,可获得方案2的最大利润为
(9) |
比较
(1)当时,
这时的产品售出价格比方案1更低,而且最大利润比方案1更高,高出的部分为
建议将市场转移至越南,方案3会给出具体的分配计算。
(2)当时,
这时产品售出价格比方案1高,而且最大利润更低,不建议将市场转移至越南等国。
方案3是美国增加关税后,企业决定将一部分订单由中国转移至越南等国的情况。
此时,企业采购加工售出这批货的单位总成本为
而销售利润为,因此净利润为
(10) |
函数式(10)是一个二元二次函数,在这里提供两种求解办法。第一种方法是使用Lingo17.0等软件进行编程求解,得到模型的局部最优解。该模型并没有全局最优解,仅有局部最优解。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需要对每一个参数进行赋值。第二种方法是将二元自变量中的其中一个当作常数,那么该函数就变成了包含常数的二次函数,此时再对另一个自变量进行分析计算,便可以得出最后结论。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只能近似推导该函数的规律,无法得到真正的解。
首先,对式(10)进行进一步化简,可得
上述表达式依然比较复杂,因此做如下替换: (1)令。
(2)令。
式(10)可以写作
从上文中知,,,,因此。
假设x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常数,令,于是
由二次函数的性质易得
(11) |
很显然,x并不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常数,即C不是常数,因此上述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函数变化趋势的手段,而无法真正得到x的最优值。
设置价格为,可以获得此时的最大利润为
(12) |
由
(13) |
经过对方案3的讨论发现,从最终利润方面考虑,将全部订单从中国转移至越南等国要比转移部分订单至越南等国更好,因为方案2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尽管在利润方面,与方案1相比,方案2或3有一定优势,但是企业一旦采取方案2或3,就意味着与中国供应商的合作关系终结,这将是一个长远性的决定,因此该模型的目的是给企业提供一种决策思路,在利润层面帮助企业考虑加税后的订单分配问题。
本节对以上建立的模型进行算例分析,结合具体的参数数值论证该模型的有效性。
算例对象是美国某一个生产纺织品的企业,算例中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男士衬衫。该企业销售的衬衫所处的市场中,零售价与产品需求(销售量)呈现的函数关系式为
, |
转移市场至越南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构成如
转移市场至柬埔寨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构成如
其余模型参数数值如
将具体数值代入建立好的模型中,得到最终的模型求解结果如
(1)增税后美国企业与未增税时相比单订货周期内损失了401美元的利润。
(2)经过运算,增税后将全部订单转移至越南生产是最佳选择,比之前将全部订单给中国加工增加232美元的利润,不过依然比未增加关税时降低了169美元的利润。
(3)通过对各种方案的比较,在这一算例中美国企业的最优方案为将全部订单由中国转移至越南。虽然柬埔寨提供的出口价格比越南更低,可是将订单转移至柬埔寨造成的额外单位成本太高,所以最终并未选择将订单转移至柬埔寨。
从
图2不同转移比例下的零售价与利润折线图
Fig 2 Retail price and maximum profit line chart with different market transfer ratio
从
另外,可以看出,在最优定价上0.1的变化,会引起一批订单所获最大利润变化远超0.10。比如,最优价格定为33.6美元,即市场转移比例为0.10时,一批订单的最大利润为5 412美元,而当市场转移比例变为0.25时,此时的最优价格为33.5美元,所获最大利润变为5 445美元。所以说,定价中的微小变化,在利润层面上都是会被放大的。从
由第2节内容可以看出,影响美国企业最终决策的主要因素有关税税率、中国出口价格、越南出口价格、柬埔寨出口价格、转移市场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及市场规模等。由于转移市场带来的额外单位成本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以关税税率、中国出口价格两个因素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每一个因素对决策结果的具体影响,并为中国供应商及美国制造商提出相关建议。
关税税率的改变对决策结果产生的影响如
从
接下来考虑中国供应商的情况。双方自由贸易(美国未增税)时,中国作为唯一的供货商,可以从美国企业获取利润,可是当美国增税后,美国企业的最优选择不再是中国,倘若美企业最终不顾与中国供应商关系的恶化将全部订单转移至越南,那么中国供应商在这条跨国供应链中的地位将不存在,这首先会使得中国企业获取的利润大幅度减少,另外也使中国供应商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中国出口价格对决策结果带来的影响如
首先考虑美国增税后中国供应商同意降价的情况。为了维持原有的竞争力,中国同意降低中国出口价格,在中国出口价格由原有的12美元降低至9美元的过程中,模型决策的最优选择由越南变为中国,而且当中国成为最优选择之后,美国企业所获得的最大利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当然,与此同时,中国供应商将会损失一部分利润,也就是说,美国增加对部分从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之后,中国为此次增税买了单。
倘若增税后,中国并不同意降价,甚至增加中国出口价格,这时最优选择是越南,不过短时间内美国企业将获得的最大利润并不会发生改变,另外所获得的最大利润比未增加关税(关税税率为0)时少。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中国为了降低自己在贸易战中的损失,最佳选择并不是在美国增加关税的商品中寻求出路,而是对于其他商品增加报复性关税。这样一来,两方的贸易战将愈演愈烈,并不利于双方的贸易往来与合作伙伴的维持。无论哪一方增加关税,增税都会给双方带来利润上的负面影响。因此,双方均不增加关税才是使得双方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中国也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种举措不利于两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跨国企业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一直将中国作为唯一供应商的某个美国企业受到增税影响后决策订单分配的过程,帮助企业决策之后订单是否应转移至越南或柬埔寨,建立了每一种方案的具体模型,进行了求解计算,并得出结论,如果满足转移订单条件,那么最优选择是将全部
订单转移而不是转移部分订单。另外对该模型进行了算例分析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对两个影响决策结果的重要因素进行了灵敏度分析,根据分析得出结论,增税对双方国家都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相对而言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更大。
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了关税这一切合实际的热点问题,将跨国供应链的订单问题量化,建立了协助企业做决策的量化模型。
(2)建立的模型不仅仅可以协助企业决策之后订单的分配对象,同时帮助企业决策了产品在美国的最佳零售价。
(3)第一次用微观的视角研究了关税增加对中国与美国相关企业的影响,也验证了前人在宏观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不过,文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周期仅仅是单一周期的订单选择问题,若在多个周期内各国供应商发生一些战略调整与参数变化,最终的订单分配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动,这一问题文章并没有涉及;其次,模型假设了产品所在的美国市场中产品需求与零售价呈一次函数关系,对于产品需求不确定的情况并未考虑,因此模型解决不了随机性问题,只能解决确定性问题;另外,转移市场产生的额外单位成本由若干种成本构成,其中有一些成本与订货量有关,只不过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将那些成本设置成了常数。以上不足可以在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展开并一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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