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构建向量误差修正‒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非对称BEKK(VECM-GARCH-ABEKK)模型,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维度,研究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人民币汇率具有显著的持续性、集聚性波动特征,且两类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波动溢出存在差异化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提出优先针对产业资本外流风险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监管框架,降低外汇市场超调风险,利用人民币离岸交易构筑资本跨境流动缓冲区等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面临“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三重压力,叠加经济转型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联储加息缩表等诸多风险因素,202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持续承压,汇率不确定性骤增,国内资本外流风险不容忽视。
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波动引发的不确定风险与资本集聚性外流可能产生相互溢出、相互强化的耦合效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汇率不确定风险(尤其是大幅贬值)将极大损伤外资在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加之目前美国有意强化与日本、东南亚等地的经贸与产业链合作,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打造“去中国化”联盟,逐步外迁国内现有产业链,这可能大幅增加产业资本外流风险。同时,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的大背景下,由于金融资本高投机性、高流动性特征,人民币汇率不确定风险将成倍放大资本的外汇风险敞口,任何小的“涟漪”都可能诱发“蝴蝶效应”,是否会引发金融资本恐慌性外流,触发资本市场流动性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资本集聚性外流将快速消耗外汇储备,降低央行外汇干预能力,极大削弱人民币币值稳定基础,加剧汇率不确定风险,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鉴于此,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维度出发,深入分析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耦合机制,有助于在当前大环境、大背景下准确识别、监控与应对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风险叠加与共振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当前关于跨境资本与汇率联动机制的研究主要针对两者的直接关联关系和波动性关联关系两大类。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更为丰富,其原因可能因为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波动性更高,在危机期间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与跨境资本的联动特征更为明显。
从2000年起,部分学者开始使用最小二 乘(OLS)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跨境资本与汇率的直接关联(又称一阶矩关系),代表性研究包括:Hau
在研究跨境资本与汇率的关系时,时间序列方法是常用手段。Ibarr
近年来许多学者探讨了跨境资本与汇率的波动关联(又称为二阶矩关系)。Ali
部分学者认为跨境资本和汇率联动机制可能存在波动性集聚效应,因此构建各类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分析两者的波动溢出特征。Caporale
上述研究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第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金融资本由于其套利属性,对于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响应度较高,其流动方向和趋势更易被引导;而产业资本反映了资本在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长期总体预期,一旦方向和趋势形成共识,短期内难以进行调整和引导,政策有效性较弱。因此,两者与汇率的互动关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同样的随机扰动冲击,产业资本与汇率之间波动耦合效应可能与金融资本完全不同。当前国内关于跨境资本的研究还缺乏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区分和精确度量。现有研
第二,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其跨境流动均存在顺周期波动特征,因此对于正向和负向的随机扰动冲击,跨境资本与汇率之间的波动耦合效应也可能存在“非对称”特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非对称项,就非对称耦合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并创新性地绘制了信息冲击曲面及二维等高线图,模拟了不同方向、不同维度的联合冲击对波动性的非对称影响,有效量化了多维度下资本流动和汇率的动态关联和冲击传导机制。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跨境资本与汇率波动对于多维联合冲击的非对称响应机制,对现有研究也起到了验证和完善作用。
第三,本文基于实证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先应对产业资本外流风险,构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监管框架,利用人民币离岸交易构筑资本流动缓冲区等对策建议,为当前复杂环境下开展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风险预警提供决策参考和政策储备,使对策建议内容更加贴切当前大环境、大背景。
假定在一个简易的跨境资本流动两国模型中,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则期国内投资者持有的投资组合可表示为
(1) |
式中: 和分别为国内投资者在国内和国外市场持有的投资组合(由产业和金融资本组成)。
类似地,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投资组合可表示为。投资组合和均会形成收益,如产业资本会形成利润或亏损,金融资本则会产生股息和债券利息等。因此,以国内投资者为例,其持有的投资组合在期的收益现金流可表示为
(2) |
式中:为国内投资者持有的投资组合所形成的收益,由国内市场收益和国外市场收益组成。假定国内投资者持有投资组合形成的跨境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取决于未来预期现金流折现的最大期望值,则
(3) |
式中:为汇率;表示未来各个时期;为贴现率;为风险厌恶因子,且风险厌恶水平与收益现金流的波动性()呈正相关关系。
在投资组合现金流折现期望最大化的前提下,基于Camanho
(4) |
式中:和分别表示国内、国外市场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对于产业资本而言,主要为平均利润率,对于金融资本而言,主要为股息率和债券利率);和分别为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在期购买或出售的海外投资组合形成的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将平均资本收益率视为外生变量,构建跨境资本和汇率内生关系的简易表达式为
(5) |
式中:,表示由跨境资本()和人民币汇率()等内生变量组成的二维列向量;为向量的滞后算子;为残差向量。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对于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响应可能存在差异,其与人民币汇率的内生关系及对应的二阶差异化波动耦合效应,仍须通过实证方法进一步发掘。借鉴Caporale
(6) |
式中:Δ,为的差分形式;为期的误差修正项;为的系数矩阵;和均为系数矩阵中对应的系数向量。矩阵形式内生均值方程可表示为
(7) |
均值方程残差向量可表示为GARCH(1,1)-ABEKK形式
(8) |
式中:为白噪声,且其无条件均值为零向量,,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二维单位阵。波动率矩阵为基于期信息集()得到的因变量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
;
是上三角矩阵,表示截距项;,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项的系数矩阵;,为GARCH项的系数矩阵;此外,且,为非对称项;,为非对称项的系数矩阵。因此,波动率矩阵展开可表示为
(9) |
以跨境资本为例,其期波动取决于三方面:一是期自身及汇率的随机扰动的平方,以及交互项;二是条件方差,以及条件协方差;三是非对称冲击,以及交互项。构建待估参数向量的对数似然函数,使用极大似然估计可估计出系数矩阵
(10) |
式中:为观测次数。
根据估计得到的参数,本文借鉴Kroner
(11) |
式中:为期确定条件方差(协方差)水平所需输入向量的取值(输入向量中不包括期随机扰动和);,为的无条件均值。信息冲击曲面描述了变量前期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取无条件均值时,当期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对于期随机扰动和联合冲击的响应程度。
本文收集了跨境资本和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从2006年1月至2022年3月,共计196个月。数据来源是wind金融终端、人民银行数据库等。一是使用直接投资项下的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即股本净流动规模(net equity flows,NEF)表示产业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二是使用证券投资项下的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即证券净流动规模(net security flows,NSF)表示金融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三是使用央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月度平均价表示人民币汇率(EX)。此外,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并采用金雪军
统计量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偏度 | 峰度 |
---|---|---|---|---|---|---|
股本流入/亿美元 | 256.96 | 955.81 | 50.28 | 171.84 | 1.34 | 4.92 |
股本流出/亿美元 | 194.64 | 753.29 | 7.06 | 175.40 | 0.85 | 2.88 |
股本净流动/亿美元 | 62.32 | 303.64 | -258.45 | 69.33 | -1.09 | 6.46 |
证券流入/亿美元 | 216.65 | 1488.07 | 2.17 | 386.13 | 2.11 | 6.14 |
证券流出/亿美元 | 203.31 | 1723.06 | 0.25 | 377.71 | 2.27 | 7.01 |
证券净流动/亿美元 | 13.33 | 265.92 | -413.73 | 74.53 | -1.21 | 12.69 |
人民币汇率 | 6.72 | 8.06 | 6.10 | 0.49 | 1.07 | 3.71 |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BC)确定VECM均值方程自回归阶数,完成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基于标准化协整关系构建误差修正项和均值方程,联合估计GARCH(1,1)-ABEKK方差方程,得到估计参数,结果见
模型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差 | T统计量 | 伴随概率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差 | T统计量 | 伴随概率 | |
---|---|---|---|---|---|---|---|---|---|---|---|
均值方程 (NEF) | -0.076 | 0.063 | -1.198 | 0.231 | -1.111 | 0.744 | -1.493 | 0.136 | |||
-0.168 | 0.059 | -2.847 | 0.004 | -1.945 | 0.812 | -2.397 | 0.017 | ||||
-0.056 | 0.047 | -1.194 | 0.233 | -0.412 | 0.714 | -0.577 | 0.564 | ||||
2.989 | 0.135 | 22.138 | 0 | -0.084 | 0.004 | -22.352 | 0 | ||||
均值方程 (EX) | 0.006 | 0.003 | 2.107 | 0.035 | 0.183 | 0.074 | 2.478 | 0.013 | |||
0.005 | 0.003 | 1.805 | 0.071 | -0.089 | 0.072 | -1.235 | 0.217 | ||||
0.008 | 0.003 | 3.094 | 0.002 | 0.210 | 0.056 | 3.734 | 0 | ||||
0.082 | 0.001 | 131.112 | 0 | -0.002 | 0 | -133.653 | 0 | ||||
方差方程 | 0.052 | 0.007 | 6.965 | 0 | -0.001 | 0 | -2.800 | 0.005 | |||
0.000 | 0.001 | 0.000 | 1.000 | ||||||||
-0.274 | 0.153 | -1.791 | 0.073 | -0.008 | 0.004 | -2.062 | 0.039 | ||||
0.614 | 1.393 | 0.441 | 0.659 | 0.420 | 0.104 | 4.052 | 0 | ||||
0.594 | 0.068 | 8.677 | 0.000 | 0.013 | 0.002 | 7.452 | 0 | ||||
0.827 | 0.835 | 0.990 | 0.322 | 0.743 | 0.044 | 17.016 | 0 | ||||
1.164 | 0.161 | 7.231 | 0 | -0.047 | 0.006 | -7.740 | 0 | ||||
-7.759 | 2.037 | -3.809 | 0 | 0.859 | 0.155 | 5.547 | 0 |
首先来看均值方程回归结果。均值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和的系数均显著,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调整速度;交互项系数、、、 在10%水平显著,说明股本净流动和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均值溢出效应。
统计量 | 统计量 | F统计量 | 伴随概率 | |
---|---|---|---|---|
均值溢出检验 | EX对NEF的影响 | 515.948 | 128.987 | 0 |
NEF对e的影响 | 17 875.718 | 4 468.929 | 0 | |
BEKK⁃ Wald检验 | 交叉耦合效应 | 309.545 | 51.591 | 0 |
非对称效应 | 98.458 | 24.614 | 0 |
方差方程系数矩阵中元素的伴随概率为7.3%,在1%和5%置信水平无法拒绝的零假设,而在10%置信水平则可拒绝零假设,说明在1%和5%置信水平下,股本净流动的前期随机扰动对于当期波动不存在显著影响,在10%置信水平下则影响显著;在1%置信水平显著,说明汇率的前期随机扰动对当期波动存在显著影响。矩阵中和、矩阵中和均在1%水平显著,说明股本净流动和汇率的前期波动对自身当期波动有显著影响,且前期不同方向的随机扰动对当期波动形成了非对称冲击。因此可以做如下推断:股本净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具有显著的集聚性、持续性和非对称特征。
此外,系数矩阵非主对角线元素描述了波动耦合效应。第一,矩阵中元素伴随概率为3.9%,在1%置信水平无法拒绝的零假设,而在5%置信水平则可拒绝,说明在1%置信水平下,汇率的前期随机扰动对当期股本净流动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5%置信水平则溢出效应显著。矩阵中元素在1%水平显著,说明汇率的前期波动对当期股本净流动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此外,和伴随概率均超过10%,说明股本净流动的前期扰动和波动对汇率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第二,矩阵中和在1%水平显著,说明汇率前期不同方向的随机扰动对于股本净流动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波动溢出;而对于股本净流动也同样如此,对于汇率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波动溢出。因此,股本净流动和汇率之间的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显著,BEKK-Wald 检验结果(
构建信息冲击曲面及对应的等高线图可基于三维视角观察变量波动性在面对联合冲击时的非对称响应。基于

图 1 股本净流动和汇率波动的信息冲击曲面和等高线
Fig.1 News impact surfaces and contours on models (NEF and EX)
观察联合冲击的非对称影响可以看出,当面临自身和人民币贬值的联合冲击时,股本净流出速度最为剧烈。就产业资本而言,其流动情况反映了资本在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预期。当人民币面临持续贬值压力时,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经济下行、营商环境恶化等问题,降低产业资本总体预期;因此当产业资本面临自身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联合冲击时,其净流出速度最为剧烈。反之当面临股本净流入和人民币贬值的联合冲击时,国际投资者可能因为汇兑收益等诸多考虑做出不一致选择,导致股本流入速度在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下相对较缓。此外,面临其他方向的联合冲击时,股本净流动波动更为平缓。
类似,从
从
从图
总之,产业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具有集聚性、持续性和非对称特征;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也存在显著的非对称耦合效应,其中产业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波动耦合效应最为明显:当产业资本流出叠加人民币贬值时,资本流出速度会迅速放大,流出更为持续、集聚;同时人民币也会因资本集聚性流出而贬值压力骤增,引发更大力度的贬值。而产业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的交互影响相对有限,波动溢出效应相对收敛。
与上文类似,首先确定均值方程中VECM模型自回归阶数,然后对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回归结果见
模型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 | T统计量 | 伴随概率 | 变量 | 系数 | 标准误 | T统计量 | 伴随概率 | |
---|---|---|---|---|---|---|---|---|---|---|---|
均值方程 (NSF) | -0.597 | 0.049 | -12.214 | 0.000 | -0.599 | 0.330 | -1.817 | 0.069 | |||
-0.067 | 0.051 | -1.305 | 0.192 | 0.056 | 0.286 | 0.196 | 0.845 | ||||
0.440 | 0.039 | 11.410 | 0.000 | -0.007 | 0.001 | -11.570 | 0 | ||||
均值方程 (EX) | -0.018 | 0.003 | -7.089 | 0.000 | 0.329 | 0.047 | 6.929 | 0 | |||
0.003 | 0.002 | 1.473 | 0.141 | 0.202 | 0.049 | 4.116 | 0 | ||||
-0.111 | 0.004 | -27.509 | 0 | 0.002 | 0 | 27.225 | 0 | ||||
方差方程 | -0.012 | 0.003 | -4.075 | 0 | -0.001 | 0 | -1.994 | 0.046 | |||
0.001 | 0 | 2.212 | 0.027 | ||||||||
0.865 | 0.120 | 7.210 | 0 | 0.027 | 0.007 | 3.922 | 0 | ||||
-0.392 | 0.624 | -0.627 | 0.531 | 0.467 | 0.077 | 6.072 | 0 | ||||
0.529 | 0.063 | 8.353 | 0 | -0.002 | 0.005 | -0.293 | 0.769 | ||||
-1.369 | 0.330 | -4.154 | 0 | 0.816 | 0.031 | 26.615 | 0 | ||||
1.220 | 0.225 | 5.422 | 0 | -0.031 | 0.011 | -2.820 | 0.005 | ||||
3.985 | 1.021 | 3.904 | 0 | 0.436 | 0.123 | 3.544 | 0 |
由
重点观察证券净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方差方程系数矩阵中和、矩阵中和、矩阵中和均在1%水平显著,说明证券净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具有集聚性和非对称特征。此外,矩阵和中元素和在1%水平显著,说明汇率的前期随机扰动冲击对当期证券净流动的波动存在显著影响,而证券净流动的前期波动对于当期汇率波动存在显著影响;而和却不显著,说明证券净流动的前期随机扰动对当期汇率波动影响并不显著,而汇率的前期波动对于当期证券净流动的波动影响同样不显著。矩阵中和在1%水平显著,说明汇率前期不同方向的随机扰动对于证券净流动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波动溢出;而对于证券净流动也同样如此,对汇率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波动溢出。因此可以做如下推断:证券净流动和汇率之间的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同样显著。
同样地,基于信息冲击曲面可以观察变量波动性在面对联合冲击时的非对称响应。基于

图 2 证券净流动和汇率波动的信息冲击曲面和等高线
Fig.2 News impact surfaces and contours on models (NSF and EX)
从
从图
总之,金融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同样具有集聚性、持续性和非对称特征,且金融资本与汇率的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与产业资本不同。产业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波动耦合效应最为明显,而金融资本流出和人民币升值的波动耦合效应最为明显。当金融资本流出叠加人民币升值时,为避免汇兑损失,短期资本流出的速度会进一步放大,流出更为持续、集聚;考虑到金融资本往往在高价位获利了结,可能会带动资本市场进一步上行,并在短期内加强升值预期。金融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交互影响相对有限,波动溢出效应相对收敛。
本文构建VECM-GARCH-ABEKK模型,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维度,深入探讨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耦合效应,结论如下:第一,模型可有效刻画跨境资本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耦合效应。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均具有显著的持续性、集聚性特征,且存在显著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第二,产业资本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波动耦合效应与金融资本不同,产业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波动耦合效应最为明显,而考虑到金融资本的高投机性、高流动性,金融资本流出和人民币升值的波动耦合效应最为明显。当前国内产业资本外流压力在迅速积累,叠加人民币贬值风险,其风险耦合效应最值得关注。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采取差异化政策,优先针对产业资本外流风险出台相关对策,而不应采取“一刀切”“无差别”的资本管制政策,这反而会加速资本恐慌性外逃,制约长期资本流入,放大耦合风险。可采取市场化手段,根据不同产业特性精准施策,提升人民币跨境供应链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降低外汇风险敞口;同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战略,借助国际资本推进产业链升级和供应链优化,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突破美国包围,扭转产业资本外流方向和趋势。
第二,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动向,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监管框架,基于宏观审慎考量对资本跨境流动总体情况开展实时监测,针对大额、可疑的跨境流动进行微观审慎监管,加强对资金流量流向的分析研判,在必要时主动、及时开展逆周期调控,化解跨境资本顺周期性风险;同时不断创新外汇监管工具、对冲工具和避险工具,积极开展预期管理,加强对市场的政策引导,降低外汇市场潜在超调(overshooting)风险,减缓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反应。
第三,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可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频次,稳定跨境资本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市场预期。可加快完善人民币离岸交易,利用离岸交易构筑资本跨境流动的缓冲区,探索并完善“以我为主、兼顾内外”的离岸交易规则体系和离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风险耦合效应对经济活动造成的伤害。
作者贡献声明
金 政:研究选题,数据获取与处理,论文撰写与审定。
李 湛: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指导,论文修改与审定。
胡文伟:问题探讨,研究工作补充完善,论文修改与审定。
参考文献
HAU H, REY H. Can portfolio rebalancing explain the dynamics of equity returns, equity flows, and exchange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126. [百度学术]
HAU H, REY H. Exchange rates, equity prices, and capital flow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6,19(1): 273. [百度学术]
CAMANHO N, HAU H, REY H. Global portfolio rebalancing and exchange rate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2, 35(11): 5228. [百度学术]
CHABAN M. Commodity currencies and equity flow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 28(5): 836. [百度学术]
BROOKS R, EDISON H, KUMAR M S, et al.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flows [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4, 10(3): 511. [百度学术]
魏巍贤,张军令.人民币汇率变动、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管 制——基于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8(10):76. [百度学术]
WEI Weixian, ZHANG Junling. Analysis on the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and capital control—based on multinational CGE model [J].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18(10):76. [百度学术]
IBARRA C A. Capital flows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Mexico [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2): 2080. [百度学术]
COMBES J L, KINDA T, PLANE P.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2, 34(4): 1034. [百度学术]
HEIMONEN K. The euro–dollar exchange rate and equity flows [J].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18(4): 202. [百度学术]
ALI F M, SPAGNOLO F, SPAGNOLO N. Exchange rates and net portfolio flows: a Markov-switching approach [J]. International Series in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2014(209): 117. [百度学术]
LI M, QIN F, ZHANG Z. Short-term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 and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021, 14(5): 223. [百度学术]
SIOUROUNIS G. Capital flows and exchange rat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London Business School IFA Working Paper, 2004 (400):1. [百度学术]
KODONGO O, OJAH K. The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evidence from Africa’s capital market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2(24): 71. [百度学术]
OGBECHIE C, ANETOR F.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s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Nigeria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2016, 1(1): 11. [百度学术]
陈创练,姚树洁,郑挺国,等.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 2017, 52(4):64. [百度学术]
CHEN Chuanglian, YAO Shujie, ZHENG Tingguo, et al.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exchange rate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4):64. [百度学术]
彭红枫,祝小全.短期资本流动的多重动机和冲击:基于TVP-VAR模型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2019, 54(8):36. [百度学术]
PENG Hongfeng, ZHU Xiaoquan. Multiple arbitrage motives and shock effects of short-term capital flows: dynamic analysis based on TVP-VAR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54(8):36. [百度学术]
金政,李湛.短期跨境资本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及对策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22(2):42. [百度学术]
JIN Zheng, LI Zhan.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impact of short-term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 on financial asset price [J].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22(2):42. [百度学术]
ALI F, SPAGNOLO F, SPAGNOLO N. Portfolio flows and the US dollar–yen exchange rate[J]. Empirical Economics, 2017, 52(1): 179. [百度学术]
ALTUNÖZ U. Determin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with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ld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20, 6(1): 41. [百度学术]
SENSOY A, SERDENGEÇTI S. Impact of portfolio flows and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 on FX jump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0, 68: 101450. [百度学术]
GROSSMANN A, ORLOV A G. 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s, capital flows and volatility [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2(60): 101640. [百度学术]
OZIMKOVSKA V. Real financial market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portfolio flow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018, 15(2): 281. [百度学术]
董有德,谢钦骅.汇率波动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23个新兴市场国家2000―2013年的季度数据[J].国际金融研究, 2015(6):42. [百度学术]
DONG Youde, XIE Qinhua.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he capital flows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0 Q1 to 2013 Q4 of 23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J].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15(6):42. [百度学术]
李艳丽,郭蓉,贾文卿.人民币汇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对称影响研究:基于NARDL模型[J].世界经济研究, 2021(3):80. [百度学术]
LI Yanli, GUO Rong, JIA Wenqing. Research on the asymmetrical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on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based on NARDL model [J]. World Economy Studies, 2021(3):80. [百度学术]
CAPORALE G M, ALI F M, SPAGNOLO N.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a multivariate GARCH-in-mean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5(54): 70. [百度学术]
CAPORALE G M, ALI F M, SPAGNOLO F, et al.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 emerging Asian marke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7(76): 1. [百度学术]
AYDOĞAN B, VARDAR G. Portfolio flows–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s there a puzzling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1, 37(4): 611. [百度学术]
AYDOĞAN B, VARDAR G, YELKENCI T. Revisiting portfolio flows–exchange rate nexus in emerging markets: a 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GARCH approach [J].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21, 14(3): 219. [百度学术]
CHANG J C D, CHANG K L. The asymmetric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flows on Australian dollar returns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3, 30(4): 478. [百度学术]
张明,谭小芬.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2000―2012[J].世界经济, 2013, 36(11):93. [百度学术]
ZHANG Ming, TAN Xiaofen. The major drivers of China’s short-term capital flows: from 2000 to 2012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3, 36(11):93. [百度学术]
KRONER K F, NG V K. Modeling asymmetric comovements of asset return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8, 11(4): 817. [百度学术]
CAPORIN M, MCALEER M. Thresholds , news impact surfaces and dynamic asymmetric multivariate GARCH [J]. Statistica Neerlandica, 2011, 65(2): 125. [百度学术]